在上个世纪，考古学家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发现了著名的“陶寺遗址”。根据出土的遗物、以及陶寺遗址所处的空间和时间背景，这里似乎正是历史上“尧都平阳”的所在地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尧帝在即位后将权力传给了舜，而这种平稳的权力交接暗示着两位帝王之间的关系并非遥远。既然尧禅位给舜，那么他们之间的距离应该不远，甚至可能就在同一个地方。否则，尧的帝位怎么可能传给远在山东的舜呢？北魏的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引用了汉末学者应劭的观点，认为平阳是尧和舜的共同都城，这也让人联想到舜的都城或许也就在陶寺遗址。
然而，问题随之而来：陶寺遗址是尧族的发源地。如果舜的都城设在陶寺，那么他便有可能侵害尧族的利益。而尧族的其他成员，尤其是尧的儿子丹朱，如何甘心接受这一变化呢？根据清华简《保训》中的记载，以及现代科技的发现，尧的继承者应该是陶寺遗址的丹朱，而舜的都城应该位于距离陶寺不远的周家庄遗址。这一发现也帮助解释了古书中提到的“舜求地中”的记载，并且让我们明白为何尧会将帝位禅让给舜。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晋南地区的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约500座龙山文化遗址，其中以临汾襄汾陶寺遗址和运城绛县周家庄遗址规模最大，都是当时的中心聚落。特别是周家庄遗址，其面积达到了500万平方米，规模堪比陶寺遗址。周家庄遗址的历史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晚期，但其主要特征还是以龙山文化为主。
展开剩余79%距今约4300年至大禹时代的中原地区，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力量便是尧与舜。因此，“尧禅位舜”便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。儒家学派中的观点认为，舜出身贫寒，且缺乏“王侯将相”之类的世家背景，因此他应该是一个强大部落的领袖。这与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帝尧、帝朱（丹朱）有关。那么，周家庄遗址是否可以代表帝舜呢？
周家庄遗址的鼎盛期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，距离陶寺遗址约40公里，位于运城盆地，与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相邻，因此它们几乎处于同一时空。史书中提到，帝舜曾活跃在冀州，春秋时期，运城河津县还存在一个叫“冀国”的地方。古书中提到的“两河间曰冀州”经过现代考证，发现“古冀州”实则位于晋南，涵盖了汾水与黄河之间的地区，恰好包括了周家庄与陶寺遗址。
此外，与舜相关的“虞”国，在商周时期的都城位于今天的山西运城夏县与平陆县一带，距离周家庄遗址也并不遥远。因此，从周家庄遗址的规模、它所处的时空位置，以及“虞国”的历史地理背景来看，陶寺与周家庄遗址很有可能分别代表了史书中的尧与舜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现代科技在研究周家庄、陶寺、以及濮阳西水坡遗址时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殊现象，进一步证明了周家庄遗址可能正是舜的都城。
《清华简·保训》记载了“舜久作小人，亲耕于鬲茅。恐，救中”的故事，其中的“救中”指的是因为“地中”发生了变化，舜需要重新测定“地之中央”，从而确定新的都城。在古代《周礼》中，“地中”被视为理想的政治中心，地理位置代表着政权的合法性。根据《荀子》的记载，“欲近四旁，莫如中央”。因此，作为帝王的舜，选择“地中”作为都城，意味着他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。
在舜担任“小人”时，陶寺遗址显然是当时的政治中心。然而，古文中的“恐，救中”却暗示陶寺遗址已不再符合“地中”的标准。那么，舜作为新帝，理应迁都。而现代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，周家庄遗址的地理位置比陶寺更接近“地中”，因此，舜的都城应该在周家庄遗址。
但问题是，周家庄遗址是否真如预期的那样符合“地中”标准呢？《周礼》中的“地中”标准定义为夏至日中午日影的长度为“尺五寸”，即正午时分的影长为五寸。根据《周髀算经》的记载，尧舜时代的“地中”标准为“一尺六寸”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陶寺遗址发现的木胎漆绘圭尺上，居然有一处突出的第11格刻度，恰好对应了“一尺六寸”的标准。
同时，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500年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“立表测影”证据。现代技术显示，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°44′50″，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°52′，周家庄遗址则位于北纬35.492085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三个遗址的纬度几乎相同，说明它们的夏至日影长度也非常接近。陶寺、周家庄与西水坡遗址在地理上的一致性，显然不是巧合，而是有意为之。
由此可见，西水坡遗址在远古时代可能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，许多古代政权可能以此为“地中”标准。而陶寺遗址的夏至日影较长，可能正是“恐，救中”的原因所在。相比之下，周家庄遗址与西水坡的纬度相近，夏至日影更符合“地中”标准，因此舜选择在这里建立都城，也就理所当然。
在今天看来，关于“地中”的理论或许显得荒谬，但在古代，它关乎政权的合法性。从夏商周直到元明，虽然“地中”文化逐渐淡化，但仍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。例如，元朝的都城在北京，但在周朝之后，地中文化依然体现在建立在嵩山的观星台。尧禅位给舜，实际上是政治中心的转移，与双方的权力对比、民心向背以及“地中”标准的契合密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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